DB：昨天早上伦佐皮亚诺设计的音乐厅在罗马正式启用。你怎样看意大利建筑的现状？

TA：嗯，首先，如果你从当代的范畴看来，毫无疑问皮亚诺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但如果你看回六七十年代，你们有像《DOMUS》那样的杂志，在全球范围内介绍世界各地的设计。因此，在意大利之外，我们是通过《DOMUS》这本在六七十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杂志来了解意大利的设计的。

另外，毫无疑问的是，在卡洛斯.斯卡帕去世以后，皮亚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建筑师。但我相信在意大利的文化里，蕴含着深厚的设计根基和创造力的源泉。意大利的设计师会在将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有创造力的作品。

特别地――我个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只需加以时日，意大利建筑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我的意思是，意大利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手工艺传统和从一个人性化的角度去对待设计的国度，她将在这个越来越标准化的社会文化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DB：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你觉得建筑“必须”或者说“可以”去表达这种状况，或者从某种途径去改变这种状况吗？

TA：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并不真的能做到去改变某些东西――一个足够重要的角色去影响整个世界或者我们的处境。

在1994年我为UNESCO完成了“冥想之庭”。在我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梦见了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们――意大利人、法国人、日本人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他们一起去思考、反省如何努力去给他们信仰的世界带来和平。

但是，看看现在的状况，我想美国文化的的确确是引领了世界文化的潮流。他们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我觉得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它必须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的确，把各种不同的文化一并包涵是一定会经受磨难和不快的，否则这就会变成一件很容易就能妥协的事情了。

DB：你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宗教仪式般的――一种具有精神和灵魂的构成。你所制造的这种神圣感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场所本身，当地的文化背景，还是从建筑物本身？

TA：嗯，首先我认为建筑的过程必须从这种精神的根基或者背景开始。这适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但由于建筑又非得落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处境里，不同的气质会从场所中呈现出来，因此在建筑本身蕴含的精神上的本质和场所本身的特性之间可以得到一种非常好的均衡。

我认为好的建筑应该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考虑。

DB：你如何看待那种尝试把建筑做成非实质性的，或者说否定空间的几何性和可读性，而将结构看成美学意义的本原的建筑师？

TA：嗯，我想从20世纪到21世纪，我们真的得理解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年代，而有很多东西确实丰富了这个世界的建筑文化。

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一种方向，我们会朝这个或者那个方向走，但你不能说某样东西就是好的，某样东西就是坏的；或者说某样东西就是对的，某样东西就是错的。这只是因为世界有很多方向而已。在这么一个多姿多彩和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清楚自己的建筑观。我就是这样做的。

DB：你是从方案的哪个阶段开始去选择和决定材料的？

TA：我一般是从一开始就做这件事。因为这是整个建造过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当你想用一种地方的材料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在那个地方这种技术手段是否可行，以及预算是否允许。所有这些都必须从决策过程的一开始就考虑到和组织好。

DB：我们知道你是自学成才的。在这种“特别训练”中会有一些“老师”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TA：当然有。因为我是自学的建筑的，所以我向很多人学习。就像我刚才在演讲里所说的一样。比如像勒柯布西耶，路易斯康，赖特等等。而像Sigfried Giedion和Kenneth Frampton等人的著作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衷心感谢他们。

DB：你能谈谈关于“景观与基础设施（Landscape and infrastructures）”吗？

TA：嗯，首先当你说到景观的时候，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设计。但设计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景观。而是一种“景色（scenery）”，或者说一种气氛。

比方说，你在演讲里所见到我演示在淡路岛的项目，那就是一个大的景观项目。经过时间的洗礼――可能在项目完成后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使这里的景色变得真正完整和丰满。但这并不等同于设计。

DB：在全球化的时代，存在于场所里的关系是如何改变的？

TA：我想，无论社会本身如何改变，人们还是一种社会动物，还是会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想，场所的概念当然有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可能是因为技术或者其他的某些原因。

但我坚信有些东西是亘久不变的。